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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家栋:一生只为大国重器

时间:2018-04-16 作者:未详 点击:
  “喂,天宫二号吗?你的快递到了!”
  
  2017年4月20日,中国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完成对接。其时,中国网友集体化身段子手,管天舟一号叫“太空快递员”,语气又萌又傲娇。
  
  换作从前,人们为大国重器傲娇的方式,是涌向天安门广场。比如,1970年4月25日,新华社发布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的消息,“消息报出来没10分钟,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,等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,挤都挤不进去。”这个挤不进去的中年人,就是负责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工作的孙家栋。
  
  弹指间,这个中年人已是满头白发,但换来了天上的星斗璀璨。“东方红”“北斗”“嫦娥”……在中国自主研发的前100个航天飞行器中,有34个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、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。
  
  探月铁三角
  
  欧阳自远的名字,随着“嫦娥工程”而妇孺皆知。可一见面,他就爽朗地说:“我不喜欢别人称我‘嫦娥之父’。我不懂航天,读书时学的是地质;我搞航天,是孙家栋领进门的。”
  
  他们的故事,从2000年开始。欧阳自远想探月,但不知道中国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行性。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栾恩杰,讲了探月的构想。栾恩杰说: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,搞探月,你得把他拽进来。”
  
  “谁啊?”
  
  “孙家栋!你去跟他详详细细汇报。”
  
  欧阳自远跑到了孙家栋的办公室,一谈就是两个上午。每一步构想、每一个目标,孙家栋都问得非常仔细。“谈完后,孙家栋说,咱们这辈子怎么也得把这个事干成。他有这么大的决心!”
  
  欧阳自远探月的那些科学构想,到了孙家栋手里,就分解成一个一个步骤、一个一个系统。“探月工程获得国家立项后,任命了三个人,栾恩杰是总指挥,孙家栋是总设计师,我是首席科学家,大家管我们叫探月‘铁三角’。孙家栋一上来就说:‘欧阳,我是给你打工的。’我说:‘你胡说八道,我对航天一窍不通,我给你打工还差不多!’他就笑:‘嫦娥一号能不能到达月亮,这是我的活,到不了,你唯我是问。但是到了月亮以后,该看什么、该拿什么,就轮到我一窍不通了。我把你的眼睛、你的手伸到月亮上去,后边一切事,归你。’别看说起来简单,把嫦娥一号送到月球,需要哪些关键技术?哪些单位和个人牵头参与?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怎么定?……事情千头万绪,他操心死了!”
  
  欧阳自远很快发现,孙家栋不仅航天技术过硬,对各个部门和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,大事小事到了他这儿,都能迅速决断。
  
  最刻骨铭心的事,当然是2007年11月5日。“我们最操心的不是发射,而是嫦娥一号到了月球附近后,得被月亮抓住。抓不住就飞跑了,要不就撞上月亮了,前功尽弃。以前美国和苏联失败最多的就是这一步。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月球,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。嫦娥一号发射出去,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,终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,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,一直在问测控数据。最后一下,汇报说:‘抓住了!’我俩说,再验证一下,几点几分几秒在哪个位置抓住的。之后再校准一次,又校准一次,确认,真的抓住了!我俩抱起来痛哭。”
  
  那一刻,孙家栋78岁,欧阳自远72歲。
  
  “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”
  
  “为什么会哭呢?”
  
  孙家栋坐在沙发一角,一只手紧握身旁一个巨大月球仪的轴——这只月球仪是按照嫦娥一号采集的数据绘制的。他微笑:“我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,那时什么东西前面都要带个‘洋’字,洋钉洋火洋油,因为我们自己生产不了。结果几十年时间,我们国家就能发射自己的航天飞行器到月球,实在太不容易了。当时我就是想到了这些,那种成就感和激动的心情,让我一下子克制不住情绪。”
  
  孙家栋在苏联学习了6年多,1958年一回国,就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,院长正是钱学森。部里设了一个总体组,负责对接和贯彻总设计师的意图,孙家栋当组长。那时国内还不兴总设计师之名,但人人都明白,钱学森就是总设计师。
  
  这是青年学生们和大科学家的相遇。青年学生很紧张,早就听说钱学森的大名,连guidedmissile这个词,一会被译作“飞弹”,一会被译作“带引导的弹”,最后还是钱学森准确译为“导弹”。可自己专业不对口,学飞机的,能干导弹吗?见了面,连话都不敢说。大科学家却很谦逊,对青年学生们说,你们在一线,比我强多了,你们先说说吧。这帮年轻人,有学力学的、数学的、化学的、文史的……五花八门,大科学家便当起先生,自己编教学大纲,自己讲《导弹概论》,还邀请庄逢甘、梁守檗、朱正等人来担任讲师。
  
  吃苦、奋斗,这些都不在话下。最难得的是,钱学森示范了怎么面对失败。有一次导弹发射失败了,分析故障原因时,孙家栋和设计组的人懊恼自责,情绪极低。钱学森见状,当即停止了对故障原因的分析:“如果说有考虑不周的原因,首先是我考虑不周,责任在我,不在你们。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,大胆工作,你们所提的建议如果成功了,功劳是大家的;如果失败了,大家一起来总结教训,责任由我来承担。”
  
 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导弹。1967年7月29日午后,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光景,孙家栋趴在桌子上进行导弹设计,门被敲响了,是一位国防科工委的同志,告诉他,钱学森已向聂荣臻推荐他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。
  
  那一年,他才38岁。距离今天正好50年。
  
  1999年,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,国家为23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授予功勋奖章。孙家栋和恩师钱学森一同被授勋,但在他心中,“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,是他们的学生。”
  
  “让年轻人放心地干”
  
  听孙家栋讲述,很少听到他说“我”,总是说“我们”。
  
  “我们航天啊,也有日子难过的时候。”
  
  他说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“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,航天院收入很低,而外企纷纷涌入,做通信的、做测量的,都跑来航天院“挖角儿”。“年轻人去了,临走跟我讲:我很热爱航天事业,搞了航天以后很有大的成就感,可是我实在寒酸,请女朋友吃几顿饭都请不起。”孙家栋听得心里难受。
  
  如今,航天人员的待遇大有好转。孙家栋再跟刚毕业的年轻人谈话,他们说:“孙老总,我们航天现在收入可以了!中等收入,但我的荣誉感非常强,这是去外企的同学比不了的。”
  
  1994年,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启动,孙家栋担任工程总师。第二年,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周建华加入“北斗”,与孙家栋初见的情形历历在目:“第一次见面,是在工程总体协调会上,我小心翼翼地,他可是航天泰斗啊!但多接触几次后,我就发现不用绷着神经了。他实在平易近人,既给年轻人压担子,又给年轻人解压。在攻关的过程中,我们遇到任何困难,孙老总都会帮我们想办法。他让我们放开做,大胆想,不要有后顾之忧,出了问题他负责。”
  
  这样的场景何其熟悉,恍如当年钱学森与孙家栋的翻版。“您觉得这是传承吗?”周建华想了一下,笃定地回答:“是传承!”如今,她已是北斗二号地面运控系统总师。
  
  2014年,孙家栋从待了20年的“北斗”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。“让年轻人放心地干”。只要年轻人不找他,他就不再管“天上的事”。“你很长时间不在天上了,突然之间给年轻人提个问题,你又有个头衔,人家年轻人是同意你好,还是不同意你好?所以天上的事我不干预了,我去搞地面的事。我到处出差,跟企业家谈,告诉他们‘北斗’能提供时间和空间的坐标,能办成很多事。它就像一部手机一样,只要你会玩,里面的名堂就能越来越多。”
  
  “就说共享单车吧。这些单车有一个重要的环节,要用天上的信号给它导航。北京这几家,有的用美国GPS,有的用我们的‘北斗’,这是企业的自主决定。但我每次出去,一定会告诉他们:你们还是用‘北斗’好!”“再进一步考虑,‘北斗’可用之处很多。运危险品的汽车开到哪了?接送孩子的校车开到哪了?淘气的孩子跑到哪了?走失的老人走到哪了?如果用了‘北斗’就都能帮到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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