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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的选择

时间:2018-04-16 作者:未详 点击:
  ①
  
  汉武帝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的秋天,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在京都长安城内。秋风萧飒,草木枯槁,寒意袭人。
  
  未央宫内,空气格外凝重。
  
  汉武帝在大发雷霆,大臣们随声附和。
  
  事情起因于李陵——西汉名将,“飞将军”李广的孙子。
  
  这年夏天,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之兄、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去攻打匈奴,想让他立功封侯,同时又命李陵担任他的后勤指挥官,但是为高傲的李陵所拒绝。李陵认为他的部下都是荆楚勇士,力能扼虎,箭法高超,不愿接受这种后勤的差事。他请求汉武帝派他独率兵马到兰干山一带活动,这样就可分散单于兵力,减轻李广利的压力。汉武帝说:“我现在发的兵多,再无骑兵派给你。”于是拨给他五千步卒,命令他立即出击。李陵率兵从居延出塞,向北行军,行军三十余日,进展顺利。
  
  不久,李陵所部遭遇匈奴大军围攻。他身先士卒,智勇果敢,杀敌万人。可是由于叛徒告密、矢尽粮绝、后无援军,终于战败被俘。消息传来,武帝大怒,那些以前为李陵唱赞歌的大臣们也见风使舵,跟着皇帝大骂李陵。就在这一片讨伐声中,司马迁站了出来,仗义执言,勇敢地为李陵做了辩护。
  
  在司马迁看来,李陵置生死于度外,赴国家之难,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英雄壮举了。他深入匈奴腹地,以五千步卒对抗八万骑兵,并杀敌万人。如今事情已经无可奈何,但如此卓越战功,也足以向天下显示他的本心了。虽然他最后投降了,但自己相信,只要一有机会,他还会重新报效汉朝的。
  
  这一番话条分缕析,入情入理,有节有据。司马迁讲这些,没有丝毫私心,他看到皇上悲戚哀伤,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,为皇上解忧。
  
  当司马迁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,这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书生没有注意到,汉武帝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。他没有想到,他的无心之言,恰恰触到了汉武帝的痛处。汉武帝认为,他为李陵辩护,称颂李陵的战功,实是讽刺李广利的庸懦无能,而讽刺皇帝宠幸的人,也就是讽刺皇帝本人。汉武帝大怒之下,当即把司马迁投入大牢。不久,又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的消息,于是汉武帝下令杀了李陵全家,判处司马迁死刑。
  
  ②
  
 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。司马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,著有《论六家要旨》一文,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、儒、墨、法、名、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,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。他在司马迁的教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  
 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故乡左冯翊夏阳县(今陕西韩城市)度过的。在父亲的指导下,他刻苦学习,“年十岁则诵古文”。司马迁所学的“古文”,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言文,而是用周代篆文书写的先秦残存的古籍。《史记》中提到的,便有《春秋古文》《国语》《系本》《论语弟子籍》。他向孔子第十二世孙、武帝朝著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请教《古文尚书》,跟随董仲舒学习《公羊春秋》。
  
  汉武元鼎元年(公元前116年),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。二十岁的他已研习了当時所能见到的今、古文典籍,学问具备了坚实的根底。司马谈为他安排的这次壮游。是一次有目的、有计划的行动。他从长安出发,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,所到之处考察风俗,采集传说。
  
  这次壮游花了一两年时间,足迹踏遍汉王朝的腹心地带,是为写《史记》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。他亲自采访,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,保证了《史记》的真实性和科学性。他这个漫游,也是《史记》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。回京后,他当了汉武帝的侍卫,护卫皇上祭祀天地、诸神、名山大川,封禅泰山,又奉使出征西南夷,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。
  
  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,司马谈病危,弥留之际,要求儿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接任太史的职务,一定要完成他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:继续孔子的事业,作第二部《春秋》。面对赍志将终的父亲,司马迁俯首流涕,对父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:“小子不敏,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,弗敢阙!”
  
  元封三年(公元前108年),司马迁继任太史令。他“铀(读)史记、石室、金匮之书”,开始了庞大而浩繁的资料整理编辑。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正式开始著述。
  
  正当司马迁全心全意撰著《史记》的时候,这场飞来的横祸让他深陷于生命的绝境之中。
  
  ③
  
  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后,很快以“诬上罪”被判以死刑。
  
  据汉朝的刑法,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: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;二是受宫刑。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的话,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  
  司马迁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,而且是生死抉择: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?他有两条路可走:
  
  第一是花钱赎罪。司马迁官小家贫,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。司马迁当时担任的是太史令,每年的官俸是六百石谷子。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担任太史令职位,到他受冤下狱正好十年。五十万钱相当于他十年全部收入的一半。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应该没有问题,但是估计也所剩无几,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肯定不行。
  
  二是接受宫刑。宫刑,又称蚕室、腐刑、阴刑和椓刑,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、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,是古代极为残忍的一种刑罚。接受宫刑之后,一个正常的人就变成废人,与太监无异。
  
  既然无钱赎罪,又不愿苟且偷生,那么,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:接受死刑。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重视个人名节,把它看得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。
  
  然而,如我们所知,司马迁最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:接受宫刑。他接受了阉割,接受了奇耻大辱,从此成了一个与太监一样的废人,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废人,终生生活在奇耻大辱中,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鄙夷中。
  
  难道他忘了先贤的教诲吗?难道他贪生怕死吗?
  
  不!司马迁没有忘记先贤的教诲,他也不怕死。他之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屈辱地活下来,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:他还有大业没有完成。他的心里有一个伟大的任务,有一个伟大的理想,他要写一部在他之前还没有过的、贯通千古的史书。这不仅是他的目标,也是他父亲的目标。他不能死,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,他得为这个目标而活着。
  
  ④
  
  司马迁接受宫刑后,仍系狱服刑,直到太始元年(公元前96年)六月,司马迁方有机会被赦出狱。他出狱之后不久,就以“中人”(太监)身份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,以“闺阁之臣”的身份“领赞尚书,出入奏事”,类似于皇帝在后宫的秘书长。表面看来,是在皇帝近旁“尊宠任职”,实际上却是对司马迁入格的莫大污辱。但是,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种屈辱,全力以赴、争分夺秒地撰写《史记》。
  
  李陵之祸,让司马迁重新审视他的撰述工作。他对汉武帝、对汉王朝有了新的认识,他对《史记》的撰述也有了新的考虑。在《史记》的叙事断限上,他将叙事上限由战国上升到陶唐,与孔子整理的《尚书》断于尧取齐,叙事下限由当初的“至太初而讫”下延到汉武帝铸黄金为麟止的太始二年。
  
  《史记》的编纂主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,由原来的为汉武帝歌功颂德改为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他秉笔直书,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,也斥责了汉武帝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。《史记》由原先的颂汉尽忠之史,升华为拔乱反正之经,如包世臣所说的“百王大法”。
  
  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,司马迁终于完成了《史记》这部巨著。这年十一月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向知己任安通报了这个消息。
  
  从太初元年开始起草,到征和二年杀青成书,司马迁用了14年时间完成《史记》的写作。如果算上写作的资料准备,则超过了20个年头。现在,他已没有遗憾,没有牵挂,可以坦然走向死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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