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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代父母的昨天

时间:2014-12-27 作者:未详 点击:
  说起这大半辈子,高中文化的张彦华突然拽起了文:“是孔夫子说的吧,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。”轻微鼻音下的山东口音溜冒了出来,好像48岁的他自己也有点不适应文绉绉的感慨。
  
  然后,他像流水账一般说起自己的经历:15岁读高中却整天在农场里种地瓜、割秧子;30岁时企业人浮于事,衰相显露;40岁时企业破产,被推向社会。现在50岁了,还在打零工。
  
  “退休养老?等等吧”,他知道在女儿工作的北京,“1平米房子比我当年买一套96平米的单位福利房还高。”
  
 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向社会,这一代父母开始步入晚年。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,惟一的子女将承担他们的赡养重任。
  
  张彦华心里像明镜一样:因为很多原因,孩子还养不起父母。他能做的,就是趁还有力气给自己多挣点养老钱,弥补自己一直亏空的“养老账户”。
  
  6万元的晚年
  
  张彦华有时会突然产生“要是早生几年就好了”的想法。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前,凭着手上的茧子就有可能成为“工农兵大学生”。
  
  可当他1979年从高中毕业时,已没有了“推荐”一说。他复习了半年最后还是放弃,因为底子实在太薄:大把青春都已经挥洒在农场里。后来,张彦华去了邻村的磷肥厂当操作工,一个月30元,“领了工资全交给父母,其中18块钱要交给生产队算工分。”
  
  1986年这个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普通乡镇企业升格为市属企业,张彦华也被提升为车间主任。他的工资涨到每月62。1元。
  
  此时张彦华和大哥已经分家,3个姐姐也已出嫁。5个人共同赡养父母,同时抚养先天残疾的弟弟和还在读书的小妹。
  
  那时,他每月的工资要分成3份:20元养老人,30元供弟妹,剩下才是生活费,“每顿饭和同学合打一份菜。1毛钱,对半分,再来两个馒头,1毛钱也就够了。”
  
  1989年,作为“对企业做过重大贡献的骨干力量”,他拿到了“农转非”指标。这意味着他每月可以领到13。5公斤细粮和1。5公斤粗粮。
  
  张彦华事业的顶峰出现在1999年:他当了厂长,每月400元工资。“但企业已经救不回来了,要账的人‘轰轰的’,还威胁要去我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堵。”
  
  这样,在他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,只干了不到一年厂长就选择了辞职。
  
  第二年,单位盖福利房,个人交2万元。一直等着单位分房的张彦华“没钱买,领导给做工作,我还有抵触情绪”。现在回想起来,当初险些酿成大错:要不是跟小姨子借钱,今天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。
  
  2004年10月,企业终于破产了。他一次性拿到拖欠工资、集资款、失业金、保险6万元。这时女儿正读大学2年级,家里几乎没有别的积蓄。
  
  不惑之年他开始出去“打零工”,6年里辗转了四五家企业。2005年,他开始自己缴纳养老保险。最初是每年1500余元,到现在已经涨到2600多元,距离国家法定的60岁退休年龄还差12年。
  
  今年7月,他的独女研究生毕业开始在北京工作。他笑称,“挣钱”仍是自己未来“十年规划”的主要目标。他和大哥还商量,让年逾80的老父母搬上楼房,两家均摊2。5万元。
  
  而处于市区黄金地段的房子要用来抵押或转手,为女儿在北京买房“赞助”部分首付款。
  
  张彦华的故事不仅代表1962年,“向上10年,向下10年,在厂子里干过的人,一般的恐怕都是这个样子。”
  
  60岁开始为自己挣钱
  
  李大鹏比张彦华大13岁。他是“老三届”,下乡回到哈尔滨到一家工厂的子弟校上班。1978年,李大鹏结婚。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儿子。
  
  那会儿,他和妻子一个月拿不到40元。一直到80年代末,他们家才从平房搬到厂里新盖的小区。
  
  夫妻两家各有4个兄弟姐妹,虽然都没有发大财的,但一直到90年代末也没有谁下岗,“我妈家那边邻居说起来,都说我们家命好。”
  
  不过两家的老太太都是家庭妇女,老爷子在90年代后期先后过世,2006年、2007年,两家老太太也去世了。他算了算,前后为两家老人摊了不到4万元医药费。不过,几场大病几乎花光了老人们的积蓄,“那会儿工厂还给去世职工家属报销一些,看病也没现在这么贵。”
  
  后来,两家的小儿子和小姑娘继承了各自家老人的房产,拿出钱分给其他兄弟姐妹。李大鹏从两边各拿了2万多元,“老人也都是公产房,分的时候不好按商品房作价。算起来,就是老人没给我们拖累。”
  
  90年代末期,李大鹏家遇上了最严重的挑战:工厂效益不好,他和当工人的妻子一度每月各自只拿200元生活费。好在学校每月有一两百元补课费。“孩子就在厂里子弟校上学,除书本费全免。”
  
  就是在这紧张的时候,工厂房改。他说,现在想起来就是厂里需要现金周转,但是职工家里也都很困难。最后,他们家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,还从父母那里借了一些:一共不到2万元。这个6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成了他们家最为主要的财产。2001年,他接了一个补课的活儿,一个月就挣了2000多元,才给妻子买了第一件首饰:一枚金戒指。
  
  好在后来工厂终于挺了过来。这意味着他们夫妻在退休后可以得到一份虽然不多、但非常珍贵的养老金,“我老婆大概有1500多吧。”
  
  儿子第一年高考成绩不理想,没想到第二年就赶上“教育产业改革”,上学的费用翻番:前一年儿子的专业还是每年1400元学费,这一年就是3000元了。他在本地上4年大学花了至少有五六万元,家里几乎就没有积蓄了。李大鹏特别受不了的是,儿子三年级时学校盖了新宿舍,“一学期多两三百,必须搬过去。”
  
  2002年儿子大学毕业后,李大鹏就频繁出现在各种补习班。哈尔滨的房价一点点在涨,儿子在一个准事业单位,每个月一直只拿1000多块。
  
  又过了3年,儿子结婚了。两家各拿了10万元给孩子们买房子。李大鹏在借了2万房钱后,又豪气地借了2万给他办婚礼。原因是,那一年他所在的学校从企业划归到政府办学体系,享受政府办学一样的待遇,“我高级职称,退休后一个月三四千总是有的。”
  
  这样,在李大鹏即将退休时,他终于开始为自己的养老进行储蓄,“没病没灾,我再上9年‘小班’,手里至少能有十几万,除了自己养老,还能给孙子点。”
  
  贷款养老
  
  虽然有两个儿子,但济南平阴县人田仲良对于谁给他养老心中也没有谱。
  
  三两散酒下肚,脖子根以上的皮肤开始泛红,田仲良经常跟儿子们讲“那过去的故事”。他的语速通常很慢,“那个时候”指的是他当兵16年间。确切地说,是他1979年入伍后在河北做基建工程兵、月工资8元开始。
  
  1986年,月工资涨到36元,田仲良的二儿子也出生了。虽然国家有政策,但想到“养儿防老”,他决定冒险:“两个孩子可以彼此依靠。”
  
  镇计生办也写过“举报信”到部队,但被田仲良从传达室截了下来。二儿子最终被罚款600元。
  
  “当时我开车技术好,出差机会多,手里的活钱儿多。”1988年转为“志愿兵”后,他的月收入达到140元。在田仲良和妻子的记忆里,那时的日子“挺好过”。妻子在家带着两个儿子种6亩地,收获后给父母75公斤“养老粮”。如果父母生病或遇有其他重大花销,他们兄弟4人平摊花费。
  
  情况到1993年起了变化,他转业分配到县出租客运公司。而且单位很快改制,所有的资产都出卖了。但那时事业单位不允许下岗。所以现在田仲良的档案还放在客运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——县建委。
  
  1996年起,田仲良就开始找建委要“说法”。10年后,2006年县里终于给他办了个低保:一个月150元,但没有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。当时28年工龄的田仲良从银行贷了1。7万元补齐了10年间的养老保险“欠账”,现在还有1万元贷款没有偿清。
  
  田仲良听说连续工龄满30年的,养老保险计发比例可以按本人标准工资85%计算。这样还属于“事业编”的他有望每月拿到近3000元退休金,“再加上几亩地,我和老伴儿的晚年也有保障了”,但2006年后,田仲良已无力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了。
  
  “儿子成家后,基本帮不上忙。现在就琢磨先把欠银行的钱还上。”他说,两个儿子都去城市工作,自顾不暇。他自己攒钱的方法就是从早7时到晚6时到山上种树,虽然天天都很疲劳,而且没有年轻人种得多,“但每天能种40多棵,发40块钱。”
  
  其实在采访中,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:忙乎了一辈子,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,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,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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