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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平民

时间:2015-03-09 作者:未详 点击:
  1927年春日,南京郊外的晓庄来了一群外乡人。他们在荒野上开垦,搭建茅草屋,修厕所,盖礼堂,造图书馆,建宿舍。
  
  领头人是陶行知,中国平民教育先驱。陶先生1917年从美国学成回来,1922年受蔡元培邀请任教北大。目睹国家民间教育的清冷景象,他寝食难安,认为“平民教育比精英教育更为迫切”,遂放弃教授待遇,告别大城市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,脱下西装,穿上布衣草鞋,来到南京郊外生活贫苦、鸦片和赌博横行的乡村晓庄,筹建新式民间学堂。
  
  在这一年的《自由谈》新年特刊上,陶行知这样问:“我们充饥的油盐米面是从哪里来的?我们御寒的棉花丝绸是从哪里来的?我们居住的房屋所用的木石砖瓦是从哪里来的?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、下乡送礼、下乡报恩吗?”
  
  晓庄学校不要少爷和小姐,不要文凭迷,不要书呆子,老师带领学生们自己建校舍,开荒垦地,施肥,把劳动创造当作每天的课程。陶行知提出晓庄学校培养学生的五个目标:科学的头脑,健壮的双手,农夫的身体,艺术的情趣,改造社会的精神。学校经费紧张,经常两顿稀饭一顿干饭,却有钢琴、小提琴、大英百科全书的课程。
  
  教学理念上,晓庄独树一帜——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即学校”“教学做合一”。在陶行知眼里,教学和改造社会是一回事,都是为了造就人,不是造就人上人,而是造就人中人,让人有人味。学生成为农民,自然放下身段,和周边的乡村融为一体,下意识地参与乡村建设。晓庄师范开办后不久,又在周围开办了更多的平民学校、乡村医院,江苏省民政厅评那一年的晓庄为“民有、民治、民享之乡村”。
  
  “凡我脚步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到的地方,一个一个去教,一步一步去做”,他自己编撰的《平民千字课》见人就送,累计发行50万本。陶行知的目标是,培养100万个乡村教师,改变100万个乡村,从而使整个中国富强起来。
  
  1918年,刚刚取得耶鲁学士学位的晏阳初,毕业第二天,就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应募,远涉重洋,前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。那里有20余万华工,挖战壕,救伤员,被称作“苦力”。
  
  亲近接触,晏阳初第一次意识到这些“苦力”并非天生愚笨、目不识丁,而是因为从未有过受教识丁之机会。晏阳初决心教华工识字,他用白话文形式编写《华工周报》,每天授课。其间,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,信中称他为“晏先生大人”:“你自办报以来,天下事我都知道了,但你的报太便宜,恐怕不久以后会关门,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365个法郎捐给你办报。”
  
  这封信几乎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。“我重新认识‘苦力’,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,还发现了苦力的力——摆脱自身命运的努力,苦力教育了我!”晏阳初立志不做官,不发财,不为文人学士效力,把终生献给劳苦大众,做好名副其实的“平民先生大人”。
  
  回国后,晏阳初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利和大城市生活,到离北京200多公里的河北定县开展实验性平民教育。随晏阳初前往的,是一批留洋回来的博士,阵容非常豪华:瞿菊农(哈佛大学哲学博士)、陈筑山(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)、熊佛西(哈佛大学戏剧硕士)、冯锐(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)、傅葆琛(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学博士)、陆燮均(威斯康星大学博士)、陈志潜(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硕士)……即便今日,这份名单也实属壮观。
  
  通过“定县实验”,晏阳初更加确信,中国农民自古以来也有四大病症:愚、贫、弱、私,平民教育就是培养起人们的知识力、健康力、生产力、组织力,来战胜四大顽疾。他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,基本涵盖四大类:文艺教育、生计教育、卫生教育、公民教育。留洋博士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,开办农民学校,教村民们识字遣词,学科学,改良农业技术,创办农民报,建立广播电台,排演农民戏剧、诗歌朗诵、民谣演唱等——难以想象,80年前的一个闭塞乡村已经有如此丰富的文化生态。
  
  1933年,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走访定县,他在记录中写道:“定县人民,从外表上看,和中国其他各地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同,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,在于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景……黄土之中,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:在中国扫除文盲;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:为国家塑造新公民。”
  
  1929年到1931年,先后有近百位当时的社会精英举家搬到定县。晏阳初希望通过这样的平民教育实践,造就“一代新民”。
  
  想起这两位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,是在看完一篇报道《波士顿人》后。哈佛,麻省理工,布兰迪斯,百森商学院……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波士顿那样,聚集了如此众多的顶级大学和商学院,也聚集了密度最大的中国留学生。地域的特殊,造就了人才气质的特殊,这些面目全新的一代中国精英留学生,被称为“波士顿人”。
  
  报道记录了“阳光书屋”项目的一些成员。杨临风从哈佛大学毕业,创业计划是回中国农村做货郎,把零售商品带到贸易不便的云贵乡下,同时创立一个帮助农民工从城市雇主手里争取权益的组织。秦玥飞在耶鲁读书的时候,就利用假期回国在湖南、甘肃农村调查,毕业后,他到湖南衡山贺家山村做起了村官。还有刘禹琦,他从斯坦福大学休学为“阳光书屋”全职工作。CEO杨临风在创办“阳光书屋”之前的履历是伊顿公学、哈佛大学和BCG(波士顿咨询公司),现在他们共同服务的项目“阳光书屋”,致力于农村教育信息化。文章记录了这群名校学生耳朵上夹着香烟,披着军大衣,皮带上别着手机,踩着防泥雨鞋到试点学校探访的场景。
  
  当年陶先生说:“我是个中国平民,去国外一趟好像成了贵族,回来我还是要做中国平民。”陶先生的意思,我的理解是,接受最精英的教育,仍要知行合一,乐于从事最乡土的实践。中国平民不仅只是个身份,还关涉价值观和信念:不管你有多强,守住弱;不管你有多富有,守住质朴;不管你有多得意,守住谦卑。
  
  当年,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有种教学方式叫“小先生制”,就是任何人,你知道一个道理,就应该马上去告诉别人。“中国平民”就是我今天知道的道理,和你们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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