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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制公益

时间:2014-12-02 作者:未详 点击:
  个人怎么做慈善?做什么样的慈善?捐钱还是捐物?捐给谁?通过谁来捐?当你决定献出爱心的时候,这一连串的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。
  
  公益咨询公司(“慈善中介”)的出现,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捐赠方实现公益的愿望。根据客户的需求、捐赠数额和所关注的领域,帮助客户量身定制一个独特的公益项目,“并保证每一笔捐赠都用在点上”,这是慈善中介的主体业务。
  
  捐赠者:提出自己的慈善理念
  
  王晨,80后,服装设计专业毕业,目前自营一家品牌服装公司。
  
  2010年底的一天,他与一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见面,喝茶之余,两人聊起了慈善的话题。被各种慈善负面新闻“包围”的王晨听到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理念,这让他对慈善重新定义。“我原来认为慈善都是大公司有钱人才做的事,经朋友一讲,我才知道每个普通人都能参与到慈善中来。”
  
  在朋友的引荐下,王晨开始接触一家公益咨询公司,后者为企业、基金会或个人提供合理有效的捐赠项目,并对慈善项目进行鉴别调查评估和监督。“说白了,就是慈善中介。”王晨说。
  
  有了这个“慈善中介”,王晨觉得自己的慈善计划终于可以“有的放矢”。“从小到大,除了学校组织的捐款,我从来没主动捐赠过任何人,但这次我真的觉得慈善离我很近很近。”于是在2011年初,他和该公司正式接洽,商讨捐赠事项,但开始并不是很顺利。
  
  慈善中介提交给王晨的第一个项目方案是关爱“瓷娃娃”(即“脆骨病”)的NGO组织。三方共同商讨捐赠的具体事项。“当时我问他们需要多少钱,或者需要怎样的帮助。结果令我大吃一惊,被捐赠方对我的期待实在太高了。”
  
  王晨原本的构想是:不仅可以捐钱,还可以在公司销售过程中帮他们做宣传,也可以让员工参与NGO的活动。“但他们张口就说不能低于20万人民币,我们小公司很难负担。”这个项目只能放弃。
  
  放弃之后,王晨公司内部也有激烈争论。大家也在思考,捐助太多的钱,对被捐助者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。
  
  “慈善中介”很快又给王晨提供了第二个捐助项目,是上海绿丝带公益组织。三方再次商讨捐赠各种方案:一是直接捐钱;二是支持他们开店,卖公司服装;三是抽取卖衣服的提成。方案不停更改,但总是无法达成共识。第二个捐助项目最终也不了了之。
  
  两次“试水”失败后,王晨和他的团队打算冷静一下,仔细思考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慈善。
  
  2012年9月,“慈善中介”再次找到王晨,并向他提出了一个捐助自闭症幼儿园的新方案。经过各方商讨,最终确定了捐助理念——“帮助帮助者”。
  
  “这是我提出的概念,也是经过前两次失败教训后,对慈善作了深入思考的结果。”这个项目的目标是:关注自闭症幼儿园里的教师,帮助一位教师就等于帮助了10个孩子。
  
  具体的捐助方案包括:每年向幼儿园捐赠几千元人民币;为老师和学生制作校服;公司员工定期去幼儿园做义工;节假日给老师买礼物等等。
  
  2012年圣诞节,王晨给每位老师发了一封Email,问他们需要什么礼物,然后按每个人的要求去购买。“其实没花多少钱,但老师们拿到礼物都很开心,觉得有人在关心他们,而不只是关心他们照顾的那些孩子。”
  
  “这个项目是细水长流式的,非常适合我们公司自身的情况,也适合这个幼儿园的情况。因为他们还有其他途径获得资金支持,而以往则忽视了教师群体。”王晨说。
  
  近一年的捐助,“慈善中介”共向王晨公司收取了5000元的咨询费。“这个费用不多”,王晨说,“自己要去找项目太难了,而且中介还定期给我发项目评估报告,我对他们的项目管理非常满意。”
  
  更让王晨欣喜的是,这给他打开了另一扇慈善大门。
  
  被捐赠方
  
  完善、完善、再完善
  
  张轶超,70后,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,2001年夏天开始从事志愿者工作,2006年成立了第一支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组成的合唱团“放牛班的孩子”,并举办了一场颇为轰动的慈善音乐会。2008年,他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(以下简称“久牵”),一个专为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免费课外教育的公益机构。
  
  据张轶超介绍,从2006年至今,“久牵”共对千余名来沪务工子女进行课外教育,年龄从9岁—18岁不等。有两个固定教学点,固定工作人员4人,另有100多名志愿者,开设有合唱、吉他、竹笛、古筝、钢琴、小提琴、舞蹈、音乐剧、美术、摄影、地理、法律、文学经典欣赏、拓展活动等数十门课程。
  
  2006年,“久牵”收到的捐款几乎均来自个人,“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捐赠”,共计10万元;2007年,开始有国内基金会捐赠,数额20万元;2008年达到40万元,此后每年稳步增长;2012年捐款数达到70万元,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。资助方一半来自外企或国外慈善机构,包括Target(塔吉特)、摩根大通、摩根士丹利等,余下的一半来自民政系统、国内企业和个人。
  
  2010年,一家上海公益咨询公司主动找到了张轶超,提出要为“久牵”提供一个公益项目,这让他喜出望外。项目来自于美国Target,他们看中了“久牵”专为外来务工子女提供课外教育的公益理念。
  
  随后,在这家“慈善中介”的安排下,张轶超和Target的项目负责人见面商讨合作意向,双方共同确定项目名称为“农民工子女艺术教育”。具体包括:为农民工子女开设各种艺术类课程,主办各种活动,每年组织一场专场音乐会。
  
  项目确定后,张轶超开始了申请过程。“之前也申请过很多国内机构的公益项目,但外企的申请报告要规范和细致很多,会问一些国内机构不会问的问题。”在张轶超提供的Target2012年项目申请表格中,有超过120项问题需要填写,涉及到组织自身情况、人员情况、财务状况、项目运作方案、目标等诸多方面,其中包括理事会成员薪水、成员多久见一次面、期望项目所产生的效果等。
  
  所有材料都必须用英文填写。“在项目申请过程中咨询公司给了我很大的帮助,他们帮我们翻译所有的申请材料,指导如何正确填写表格,甚至修正润色语句。”张轶超说。
  
  项目申请成功,正式开始运作后,Target要求“久牵”必须提供中期和期末评估报告。“慈善中介”会把相应的项目评估表格和填写要求发来,并协助一起完成。“他们就像一个中间方,在捐助方和被捐助方之间架设了一个桥梁。”张轶超说。
  
  “外企对项目评估的量化性要求非常高,希望所有的东西都能有一个可测量的标准,这对一个教育机构来说非常困难。但为了达成企业要求,我们和中间方共同想办法。比如,在开课前给学生做测验,经过3个月学习之后,再做一次测试。这样就可以对教学成果进行量化评估。这是个挑战,但也不断地启发我们去完善评估手段。”张轶超说。
  
  2012年,这家咨询公司又向“久牵”提供了一个日内瓦基金会的项目申请。项目包括为外来务工子女开设英语、计算机等应用性课程,“久牵”的宣传,以及完善“久牵”自身财务管理体系,并聘请一位专职财务人员等三方面内容。
  
  “中间方安排我和日内瓦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见面,我提出了一些要求,而上述这些就是他们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。”张轶超解释。
  
  最终,项目谈成,日内瓦基金会答应两年提供给“久牵”9万美元的资助,要求“久牵”给出季度评估报告。
  
  对于“中间方”,张轶超认为,它不仅能够帮助NGO更容易获得项目资助,而且在整个项目的申请、评估过程中给予指导,省时省力,同时还能够帮助NGO在项目运作,甚至日常管理上更加规范。
  
  2012年,这家咨询公司又推荐“久牵”去北京参加一个美国NGO的培训。培训内容是如何对公益项目进行评估,侧重数据分析。“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点,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固定的评估体系,仍然在摸索。”
  
  慈善中介
  
  捐赠者和被捐赠者的桥梁
  
  刘逸平,70后,MBA,在私募公司工作,同时她还是上海某公益咨询公司执行董事。
  
  2006年的一天,刘逸平和大学同学及几位朋友聊天,谈起了中国公益现状的话题,有人说不知道自己的捐款用在了什么地方,有人想当志愿者不知去哪里当,有NGO的人找不到愿意捐助他们的人?没过多久,这位大学同学就在上海创立了这家公益咨询公司,初衷很简单,就是想为朋友们搭建一个桥梁,让想捐助者有地方捐助,让需要捐助者能够得到帮助。
  
  这是目前国内少数提供公益咨询服务的非营利机构,公司现在共有4名员工,另有4名固定的志愿者,长期客户不足10个,且大部分都是外企或境外机构,也有少数国内民营企业。公司当下的目标就是拓展国内客户,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。
  
  2010年,跻身世界财富50强的一家跨国零售商了解到刘逸平所在公司的服务内容,愿意将一大笔钱通过他们捐助给中国的NGO。经过沟通,公司了解到,这家零售企业非常关注小学生教育问题,但以前该公司的国际公益项目从未在中国开展过,因此也就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捐助策略。
  
  于是,刘逸平和同事们从零做起,制定了捐助策略,筛选适合的NGO,对NGO进行能力评估,协助NGO申请项目,后期对项目进行跟踪管理,提供第三方评估报告。第一年双方处于试探阶段,项目集中在上海,关注的领域也限定在3个。到了第二年,项目已拓展到16个,并分布在6个城市。
  
  据刘逸平介绍,2012年,国内外客户通过她所在的公司向中国NGO共计捐款近1000万人民币。
  
  与大的基金会或公益机构相比,“慈善中介”最大的优势在于,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、捐赠数额和所关注的领域来量身定制一个独特的公益项目,并对项目进行跟踪评估。“对于大的基金会或公益机构来说,除非你是大公司或重要的人,否则它不会给你提供特制的公益项目。同时,我们第三方的身份本身就增加了透明度,客户的捐款不经我们手,而是直接打到被捐赠方户头。”刘逸平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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