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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导师旅行

时间:2018-07-12 作者:未详 点击:
  许多年前,我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小伙子,有虚荣心,爱去能亮证件的场所,鲜红的小本子一晃,人们的目光立刻肃然。还爱说一个词:导师,并常加重语气说,“我的”导师如何如何。在中国大陆,敢这样说话的人并不很多。先前,人人都称毛泽东为导师,但只能说他是“我们的”导师。老人家光芒万丈,一个人教导着亿万百姓,连学龄前小孩都有份。老人家过世后,风气渐变,偌大的中国,惟独研究生才有资格拥有导师。本人即是研究生中的一员。
  
  我的导师冉欲达先生,辽宁大学中文系主任,辽宁开原人,抗战时从沦陷区跋山涉水,到大后方的四川东北大学求学,后参加新四军、八路军。一九五七年与人合著《文艺学概论》,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文艺理论专著之一。
  
  导师这个称号,特殊而隆重,一般并不当面使用,当面,还是叫老师。
  
  我第一次见冉老师的时候,非常拘谨,聊了一会儿,他看似随意地问,可知道《神灭论》是哪个朝代的典籍,作者是谁?我意识到,这是老师在考察学生的知识范围,就更加紧张。老实说,该问题比较偏,若不是赶巧了,打死我也说不出来。幼时,我看过一本小人书,画的恰是相关故事,记忆储备还不算“空仓”,于是,尽可能“学术地”回答了南北朝无神论者范稹的这段历史。由于信息来源比较久远,比较“小儿科”,内心不是很有底。说完,后背都湿透了。
  
  老师点头,表示满意,圆润的脸上,现出一种智慧长者的微笑。
  
  老师的穿着稀松平常,不考究,吸的香烟也不高级,使我在敬畏之余,感到几分轻松,又感到几分疑惑,觉得面前这位老人,与心目中的导师形象,似乎有某种距离。
  
  中文系人才济济,教授们上课都很见功力,冉老师讲的课格外有特点,格外受欢迎。不论本科生,研究生还是夜校生,听他的课都像参加重大活动,早早就去教室占座,听完果然觉得博大精深,活泼灵动,便心悦诚服,迭声叫好。
  
  也有悄悄议论的,说那么大的教授,而且是在三五九旅呆过的老前辈,穿的也太那个了。
  
  我替导师分辩说,你们不懂,这叫不修边幅,名士派头。
  
  说是这么说,内心也挺遗憾。冉老师六十来岁,双目有神,相貌不俗,穿什么不好,偏穿一件陈旧的人民装,外面套一件更加陈旧的黑布连帽大衣——东北话叫“棉猴儿”,猴儿并且是棉花的,无皮,无毛,无气势,连校门口卖烤地瓜的老翁、看自行车的老妪都不待见,不修边幅可也,名士派头未必。
  
  若干年后,我客居美国,学者教授见多了,头发乱蓬蓬的,裤脚破纷纷的,不打领带的,有意无意之间,似乎都想体现点什么。我不知道,假如冉老师也在美国,仍然穿那件古老的“棉猴儿”上课,洋学生会有什么反响。但有一点我敢肯定,老师不是那种喜欢做秀——东北话叫“整景儿”,刻意追求外在效果的人。事实上,他相当简朴,他当时穿戴的,只不过是他所拥有的罢了。
  
  毕业前一年的春天,是学校规定的访学阶段。我,还有一名同学,在先生带领下,出了趟远门,先后到京、豫、陕、川、鄂、赣、苏、沪等省市的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,访学者,查资料,为毕业论文做准备。数周时间,朝夕相处,学术混着生活,琐碎伴着宏观,心中预设的导师形象更遭到不断的修正。
  
  第一站是北京。
  
  抵达的次日是星期天,一早,冉老师领我们去天安门。国人心中,天安门广场意义极为特殊,喜也有它,悲也有它,横竖绕不过去。时值“四五”运动五周年,广场上人很多,还有不少花圈和标语。金水桥畔,冉老师抚摸着华表的雕花栏杆,叹说,他已有二十多年没来过这里了。先生的手背略微浮肿,老年斑星星点点。
  
  早就听说,先生因为刚正不阿的性格,离经叛道的言论和著述,多次横遭批判,并被放逐到荒村野岭,长期劳改,其中的辛酸悲凉,远非笔墨所能形容。但是,先生从未对弟子说起这些。我所见到的导师,一向是谈吐诙谐、蔼然微笑的学者。像今天这样的神色凝重,感慨沧桑,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后来,在庐山,我曾再次见到先生的这种神情。他站在青苔斑驳的庐山会议旧址前,目光深邃,冷峻,久久不愿离去。那个著名的会议之后,随着彭德怀、黄克诚、张闻天、周小舟这些共产党的大功臣一夜间成了“坏人”,远在万里之外,与彭黄张周素无往来的冉老师,也被打成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。记得老师在会址附近的小店,还买了一只竹笔筒,上书: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  
  还说天安门。广场郁结的巨大历史意味,让我也沉重起来,又担心老师的心绪于健康不利,便建议去公园转转。老师让我们去,说他想面对广场,一人独坐。又嘱按时归来,晚上,同去他的老友徐放先生家吃便饭。徐放,诗人,前“胡风分子”,也是命运多舛,与冉老师分手已数十载。
  
  我在北京城里认识两个女孩,便约了她们,一道骑车去圆明园,停停走走,不觉日已西斜,猛然想起晚上的约会,慌了,急急忙忙往回赶。旅馆昏暗的灯光下,冉老师腰板挺直,默默读书。让白发苍苍的师长苦等贪玩的晚辈,我心里很不安,可又不能说出真相。因为,我和我的“同案犯”自知理亏,事先订立了“攻守同盟”。此时,只能硬着头皮,按照统一口径,抱怨无辜的公交系统,和同样无辜的下班人流,而绝口不提女孩。
  
  老师宽宏大量,没有责备学生,反而在徐放先生家里,和学生一道感叹,北京这个特大都市的种种不便。
  
  窃以为,此事就算平安翻篇儿,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,一见面,老师劈头就说:刘齐,昨天你和女孩子玩得不错啊!
  
  我一愣,知道出了叛徒,秘密泄漏,无从抵赖,只好低头认错。此错非同一般,怎么检讨,都不自在。
  
  偷眼一瞧,老师并无一丝愠色,相反,却笑眯眯地说,跟女孩子玩非但没错,反而是美好纯洁的人间快事,不必偷偷摸摸,更不该瞒着老师,好像老师是不近人情的道学先生。其实,老师也喜欢女孩子。
  
  他又笑对与我同行的那位同学:你呀,出卖朋友也不妥,应该拎着刘齐,一起招供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
  
  我大吃一惊,喜出望外,得寸进尺,试探说,正好当晚,女孩准备在其中一家请客,还特意邀请了您,老师如和我们同去,主人准得乐疯。
  
  想不到,老师,我尊敬而亲爱的老师,居然答应了。
  
  我一高兴,又犯了个错误——研究赴宴路线时,我说了个成语,没说好,按图索骥,被我说成,按图索“翼”。先生大笑,马上指出,并郑重申明,此次游学,三人既是师生,又是朋友,倘若有谁说了白字,旁人都要纠正,无须客气。
  
  那一天,大家玩得超级愉快,冉老师的笑脸红盈盈的,与庭院里初绽的海棠花交相辉映。两个女孩惊喜地说,我们压根儿没想到,大学教授,研究生导师,会是如此可爱!
  
  我说,我也没想到。
  
  那时,“可爱”这个词,在年轻人心目中,还是一个含金量和真诚度都很高的赞语,轻易舍不得用。不像现在,满世界的流行歌曲,商业广告,恨不得一口一个“可爱”。
  
  还有一个插曲:交谈中,冉老师见女孩甲有一定的文学基础,便鼓励她报考辽大的中文函授学院。回沈后,老师几次督促我,给她邮寄教材和复习资料。几年后,女孩甲当上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,每每跟我谈起冉老师,充满由衷的敬爱和感激之意。
  
  冉老师不但喜欢女孩,也喜欢男孩,喜欢中年人,老年人,他具有真挚善良的人性和浓厚的平民意识,对底层百姓,尤其充满同情和尊重。一路上,从老师对列车员、资料员、门卫、清洁工、商贩、餐厅服务员、盲艺人、守林人、教徒、乞丐等“小人物”的点滴接触和诚恳态度上,我不断学习、领悟做人的道理。老师对我说,他非常赞同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: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他一直想不通,为何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观念,这应该是全人类的伟大理想。在意识形态还很僵化的年代,老师的这番话语,对我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。
  
  但老师绝非逆来顺受、唯唯诺诺的老好人,老师痛恨专制,蔑视权贵,与人压迫人、人陷害人的鬼蜮行径势同水火,不共戴天。老师既是逻辑严谨的理论家,又写小说诗歌,有诗人气质,情感丰沛,爱激动,爱打抱不平。一次,师母张俊峰老师提及冉老师对某事的处理过程时,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,你们冉老师啊,有勇无谋。当时我一听一过,没太往心里去。事隔多年,我对这话体会越来越深,渐渐有了新的理解。有勇无谋,那是对老师的一个独特写照,老师的确有勇,老师的勇,就是汹涌澎湃的激情,疾恶如仇的正义感。老师的确无谋,老师的无谋,就是心地坦然,不设防,无城府,无心计。
  
  某二人曾在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不实文章,给老师所领导的工作和学生造成很大伤害。老师多次要求更正,该报充聋作哑,置之不理。此次在京期间,老师亲自前往该报,几经周折,终于见到报社负责人和相关人员。对方居高临下,强词夺理,打官腔,敷衍,推诿。冉老师有理有据,有棱有角,义正辞严,势不可当,全无往日的谦恭和蔼,俨然一个冲锋陷阵、机智锐利的勇士。
  
  确凿的事实面前,对方不得不道歉,并表示要采取适当措施,予以补救。当然,该报最终还是食言了,直到我写本文的今天,也未见他们和那两个作者,释放什么诚意。做了错事而不认错,以为拖一段就会过去,多么愚蠢的哲学和为官之道!这是后话不提。当时,看着慷慨激昂的老师,我突然产生一个怪念头:早年老师的罹祸,大约也是“罪有应得”,合该如此。国有大难,民有重灾,他那种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不下地狱,哪个下地狱?我甚至悄悄设想,当年实施迫害的人,构陷的人,敢不敢正视老师无畏的、洞烛其奸的目光。
  
  对于特权和腐败,老师尤其深恶痛绝。腐败,这一如今已被亿万次使用,以至让人都有点麻木了的高频词汇,当年却是个难得一用的狠词。我周围,除了冉老师,别人顶多拿它形容西门庆,形容慈禧和资本主义。遇到某些令人发指的现象,媒体一般用“不正之风”“前进中的不足”一类词语加以概括。对此,冉老师很不以为然,他一针见血地指出,这哪里是什么缺点毛病,这是腐败。他忧心忡忡地跟我说,一些官员的腐败程度,已经超过了一九四九年时的国民党。
  
  此次游学,我年纪轻,体力好,安排食宿等杂务由我负责。一天傍晚,在南方一个城市,旅店介绍所前一溜长龙,我让同学陪老师在一旁休息,自己站到排尾。当时虽已提出改革,但仍处于经济短缺时代,或曰“排队时代”。外出住店,更要排队,长城内外,大江南北,轻易不盖房子,僧多庙少,执掌住宿分配大权的“旅店介绍所”分外吃香。
  
  轮到我时,窗口里说,对不起,各家旅店和招待所均已满员。
  
  我不甘心,指着近处一个大院说,那楼里的灯还没全亮呢。
  
  窗口里冷笑——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?
  
  我说牌子上不是写着嘛:xx宾馆。
  
  窗口里又冷笑——你什么级别?
  
  我镇静地说,我是学生,没级,但我的老师,是省一级的文联副主席!
  
  行前去校办开介绍信,我曾自作主张,填了老师在省文联的这一社会兼职,其他场合并未张扬,今天实属无奈,才搬出来救急。
  
  拜千年官本位的传统所赐,我一报号,果然奏效。不一会儿,就有一辆小车开来,车里钻出一人,不由分说,将师徒三人让进车内,一阵风驰入一座更加豪华的饭店,开了房间,沏了茶水,临走时说,条件不好多多包涵,明天市里领导还要宴请。
  
  我累得连床都不愿上,索性仰卧在柔软的纯毛地毯上,奔波一天的四肢无比舒展。这时却听老师吩咐说,去把房间退了,再到附近,找一家旅馆。
  
  为什么?我很不情愿地坐起来。
  
  我是教书匠,哪能叨虚衔的光?这一宿得多少钱哪!
  
  没事,他们兴许让咱们白住呢。
  
  别想着占便宜,赶紧退房。老师板脸,毫无商量余地。
  
  当晚,东跌西撞,总算在市郊找到一家鸡毛小店,一间屋子三张床,无桌,无椅,但墙上有标语,记得大意是:不准猜拳行令,不准非法同居,携带危险品入住,等于杀人放火。
  
  环境如此简陋,我心难受,老师却说,好。
  
  的确好,这是生平第一次,与导师同屋共眠。
  
  草草洗漱完毕,我和同学脱了衣服,躺下看书。
  
  冉老师那么大年纪,不顾旅途劳顿,盘着腿,端坐床上,拿出一个本子,沙沙沙,写字。
  
  老师用功,学生羞惭,躺也不是,不躺也不是,想劝老师注意身体,又不敢张口,怕打搅他。
  
  那一夜非常怪异,睡梦里,忽听砰砰的敲门声,(电影)印象中,只有宪兵队查夜,特高课抓人,才会如此凶猛。我骇然惊醒,战战兢兢,将门打开。
  
  门外,有两个女人,中年妇女,腰粗,胳膊粗,戴红袖章,不管不顾,往男人世界硬闯。
  
  我急忙钻回被窝,高喊:深更半夜,你们想干什么?
  
  妇女拉亮电灯,径直走到窗边,转一圈,若无其事地说,她们正在交接班,查一查各房间,丢没丢东西。
  
  我松了一口气,又憋了一口气,岂有此理,天下竟有这种事!讲不讲隐私权了?我忿忿不平,恨不得骂两句粗话。
  
  我们就这规矩,有意见,到派出所提去!妇女嗓音更高。
  
  老师将被单遮于颌下,淡淡说,别还嘴,让她们走吧。
  
  门重新关严,老师坐起身:我还以为,红卫兵又来抄家了。又笑说,跟红卫兵讲隐私权,有意思。
  
  次日清晨,临出旅馆,老师突然操起一条枕巾:不是怕丢东西吗,那好,就送给你点小麻烦。说完,将枕巾出人意料地掖进棕绳床屉,脸上现出顽童恶作剧般的微笑。
  
  那一刻,我哈哈大笑,境界大升华,丝毫不觉得,老师的做法有损导师形象,反而,更加钦佩这个可爱的老头,就像士兵景仰将军,沙弥信服高僧,起码,像街区儿童拥戴大王,淘气大王。
  
  于是觉得,自己应该予以配合,顺手将一条床单团巴团巴,塞入行囊,准备带出房间,随便扔到什么地方。
  
  老师忙劝阻说,点到为止,点到为止,过犹不及。
  
  沉吟片刻,又说,其实,也不能怪她们。说完,将枕巾从床下拽出,重新铺好。
  
  老师的宽容让我若有所失,走在街上,想起昨夜怪事,仍感恼火,看往来行人,便觉得凶神恶煞,獐头鼠目,禁不住指责此地民风刁蛮。老师笑说,空口无凭,我们就做个实地调查。话音刚落,手里那把黑绸雨伞就擎了起来,高呼:谁的东西丢了?快来认领!
  
  又是一个出人意料。
  
  我和同学拍手称颂,替老师举过雨伞,帮着吆喝,并想了一肚子损人的话,准备奉送敢来冒领的家伙。
  
  呼喊声吸引来一些围观者,却无一人贪意外之财。
  
  我有些失望,老师望着我:看来,还是好人多啊。
  
  火车呼啸,回程遥遥。师生三人只能买一张软卧两张硬座。当时的财会制度,并不在意学生在火车上的睡眠质量。冉老师在意,他自掏腰包给学生补卧铺,怎么拦都不行。幸而卧铺票已告罄,弟子才安心。
  
  老师不罢休,要大家轮流去睡卧铺。这一路,我们两个年轻人,没少“蹭”老师的卧铺,非常过意不去,这次再也不能答应了,于是推说我们要下棋,不睡觉。
  
  老师的拧劲上来,你们不去,我就呆在这里,让卧铺闲着。
  
  无奈,只得服从,排好班,由同学先睡傍晚,我接着睡几小时,剩下的时间最难熬,正好让老师美美睡一觉。
  
  该我睡时,我特别混,一觉醒来,天都麻麻亮了。老师已从硬座车厢返回,却没叫我起来,而是以臂为枕,伏在卧铺对面的小桌上打盹,宽厚的脊背下方,横亘着三两道衬衫皱褶。
  
  一股强烈的自责涌上心头,一边埋怨老师没有喊醒我,一边扶持他躺在卧铺上。老师,饱经磨难却也笑对磨难的老师,此时,伴着列车的颠簸,依然微笑,熬夜过后的面庞依然红润。当时的我,全然不懂,这是心脑血管病的一种症状,反以为,他是经得起折腾的健康老者,于是昏头昏脑说,老师,您真不简单。
  
  我的声音可能太弱,老师合上眼,不答话,过一会儿,我听到了鼾声。
  
  我不提老师的重要事迹,不提老师的治学成就,单提一些流年琐事,有些事可能还违背为尊者讳的惯例。但我知道,老师不会怪我。老师不喜欢学生循规蹈矩,陈陈相因,尤其反对学生说空话,说假话。我多么希望,老师笑吟吟地说:你这篇悼念文章,写得还不算落套。
  
  老师那年冬天病逝。当时,我已在美国,刚刚将新春贺卡邮走。贺卡上工工整整写道:
  
  祝老师健康长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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